前段时间，网友曝光某知名歌手在餐厅手持香烟，涉嫌违反当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规定，公共场所吸烟问题再度引发关注。
一缕在公共空间“游走”的二手烟，化作“沉默的暴力”，不仅让不吸烟者成为健康的“被动牺牲品”，也折射出公共健康与个人空间权利之间的艰难博弈。
周末去餐厅吃饭，刚坐下就闻到刺鼻烟味；想在楼道里躲个清闲，却被烟味“追着跑”；去景区想呼吸新鲜空气，却和呛人的烟雾“迎面撞上”……公共场所二手烟问题屡屡“吵”上热搜，已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刻。
这不仅是嗅觉侵扰，更是对公众健康的无声“霸凌”。喜不喜欢烟味或许是主观选择，不少烟民把它当享受；但在公共场合吸烟，早已超出个人“嗅觉偏好”的范畴，它更像是一个“健康刺客”。研究显示，在户外无风条件下，二手烟的扩散范围可达15米；若有风助力，甚至会影响25米以内的人群。另有数据表明，长期接触二手烟，孕妇胎儿畸形发生率将上升2.5倍。此外，公共场所吸烟行为往往与消防安全隐患如影随形。
健康“霸凌”的背后，更是对城市文明面貌的污染。把别人的肺当成“移动烟灰缸”，显然是不文明的。事实上，在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中，公共场所禁烟已被列为重要考核指标。一座城市硬件建设得再好，若随处可见“游烟”弥漫，也会让城市形象大打折扣。
更大的“污染”，则是舆论场中的“硝烟弥漫”。网络上围绕公共场所禁烟的讨论常因意见不一冲上热搜；现实中，对“游烟”勇敢说“不”的人，有时反被视作“多事”。当文明共识难以凝聚，一些年轻人更易在烟雾中迷失方向——错把不文明当“自由”，将正义提醒当作“多管闲事”。
图据视觉中国
二手烟，为何屡禁不止？
事实上，我国多地已出台地方性控烟法规，推出不少具体举措。有“史上最严控烟令”之称的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明确规定，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。今年3月中旬起，上海率先推进室外“游烟”治理。
然而街头巷尾依然“烟火缭绕”。公共场所控烟执法主体模糊、部分烟民抵触、旁观者不愿出面劝阻等因素，让二手烟治理陷入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的困境。想投诉却找不到渠道，成为掐灭公共场合烟头的“第一关”。
屡禁不止的背后，还存在法律之外的三重“缺失”。
吸烟无“门”，空间设计缺失堵住“最后一平米”。当前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，未将吸烟区作为必要公共设施进行人性化、标准化设置。吸烟室不是数量偏少，就是位置偏僻。空间的缺失与不便成为现实痛点，不体面的随处吸烟行为便随之产生。
“只堵不疏”，前置引导与教育缺位冷了人心。在一些人看来，吸烟也是一种社交方式。若仅靠禁止、罚款、排斥等手段，容易激发逆反心理，使吸烟行为从“公共空间治理问题”异化为“心理对抗游戏”。
“公私不分”，把随处吸烟误解为个人自由。不少人将公共场所视同“自家客厅”，认为吸烟属个人权利。这种观念的偏差，实质是公共意识的缺失，模糊了公私边界，无形中侵占了公共资源，将个人便利置于公众福祉之上。
图据视觉中国
要治理二手烟，不能仅靠“禁”与“罚”，更需要系统化、精细化、富有人文关怀的治理探索。
首先要明确，无烟社会不等于完全禁烟的社会，而应是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互不干扰、彼此尊重、和谐共处的社会。
立法趋于完善，文明才有更清晰的尺度。虽然全国性控烟条例尚未出台，但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文件已明确规定“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”。然而在具体执行中，楼道、电梯、美食街等控烟难点区域仍然存在执法主体不清、处罚标准与流程模糊等问题，导致有法难执。因此，有必要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公共场所控烟立法，建立统一标准，消除地区差异，真正把二手烟关进法律的笼子。同时，应设立便捷的举报渠道，定期公开执法数据，引入社会监督，形成全民参与的控烟合力。
法律若有“迟到”，文明应是心中的准绳。2023年深圳推出“别抽啦”控烟小程序，整合了匿名举报、志愿者服务和戒烟支持等功能，激发了市民主动监督、自觉参与的热情，让控烟变成全民参与。这类探索拓展了公共意识，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公众对空间秩序的责任感。当文明意识成为更高尺度，吸烟者会更愿意在非吸烟区主动掐灭烟头，不吸烟者也更敢于礼貌劝阻。这些都说明，治理二手烟不仅是法律问题，更是一场关乎人心与文明的持久战。
给予吸烟者适当空间，也是文明的刻度。保障公众免受二手烟困扰是文明的底线，而关注吸烟者的现实需求，则体现了务实的智慧。我们应当尽快补上开放环境中的控烟漏洞，设置更多便利、规范的专属吸烟区，变“围堵”为“疏导”，让吸烟者“有处可去”。除了室内指定区域外，在开放性场所也可以通过特殊颜色的垃圾桶、醒目标识等方式，划定室外吸烟区，增强吸烟行为的“边界感”。
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从来不是通过“一刀切”地排除“不完美”来体现，而是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容纳并疏导复杂的现实矛盾。只有兼顾各方合理诉求，才能实现吸烟者“有处可吸、有礼可守”， 不吸烟者“有权拒绝、维权有据”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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